现在搞了大规模财政货币扩张政策，并且在未来会带来不少后遗症，比如银行体系的坏账，政府财政的后备资金也少了，再进行改革，就不是那么有利了。
2011年出现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表面上看是融资难，背后更重要的是出口企业的困难。是一体化时间快还是欧债危机恶化的时间快？尚不确定。
流动性下降使新兴市场金融稳定受到影响，新的风险出现了，就是双赤字新兴市场国家，即财政有赤字、经常项目有赤字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周边国家越南。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产物，它表明世界经济需要再平衡，表面是贸易顺差的平衡，实质是全球经济结构的调整。其实无论把希腊、意大利赶出欧元或者德国退出欧元，各国重新发行货币，都是欧元的分崩离析。但是现在看来，似乎太乐观了。换言之，由于日本的储蓄率比较高，因此人们投资国债。
表面上看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逆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布不均衡，但是背后却是两种经济结构上的重大差异。二、欧洲主权债务问题的回顾与展望1．欧洲一体化与欧元的形成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欧洲一体化与欧元的形成。但从目前财税部门发出的消息看，似乎把部分企业的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作为税制改革的目标。
这样，中国的直接税仅占税收总额的10%左右。同时，增值税抬高物价，也不利于产品的销售。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把加快财税体制改革列为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去年吵得沸沸扬扬的个税起征点，结果只是提高了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起征点，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共有11项，工资薪金所得税只是其中的一项，另外还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10项个人所得税。
有的税不是我们直接交给政府的，而是由企业这个中间人先替我们交给政府，然后再把税款追加到商品价格里，当我们购买商品付款时，里面就有企业追缴的税款，这就是间接税。间接税最大的弊端是，收入越低，税负越重。
征收间接税，百姓感觉不到是对自己征税，不会抵制，而企业也认为这笔税款要转嫁给消费者，也不会抵制。中国税制改革目前还是没有找准方向，不应该增加增值税的征收范围，相反，应该尽快废除增值税。企业最清楚，增值税不是由企业自己负担，而是推给下家，流通环节越多，税额越大，就像滚雪球一样一直滚下去，最后滚到消费者那里就没有下家了，增值税最后还是落到消费者头上。我们把工资薪金所得税的起征点由800元逐步调高到3500元，而其他10项个人所得税起征点31年未变，现在仍是800元。
进入专题： 税制改革 直接税 。总之，中国的税制改革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经验，进行彻底改革。2011年，中国人均纳税6900元，其中只有690元是直接交给政府的，其余6210元则是通过企业交给政府的。2011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的财政总税收预算为36280亿美元，其中个人纳税额占75%，企业纳税额仅占25%。
其实，中国目前税制的最大问题是，间接税比例过大，这导致收入越低税负越重的逆向调节从根本上完善农地征用政策以遏制城区的过度扩展，降低地方政府对与土地相关收入的依赖，疏解农民的不满情绪。
最终的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力与决心，坚定的实施，部委与机构间的协调和得到灵活且有效管理的协商过程——协商将确保公众支持并参与到改革过程的设计、实施和监督之中。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绩效，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都令人印象深刻。
今后二十年建立稳健财政体系的议程涉及三个关键领域。这些政策措施对扭转较大的收入差距，帮助家庭管理与就业、健康及老龄化相关的风险，提高劳动力流动性，至为关键。高投资率能快速更新原有的低效和高污染的资本品。今后二十年继续加深与全球经济的贸易、投资和金融联系，中国还将会从进一步专业化、更多投资机会、更高资本回报以及互利的创意和知识流动中获益。第三，通过市场激励、监管、公共投资、产业政策和制度建设等措施，抓住绿色机遇。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 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反思并调整企业工资政策。随着一个经济体技术接近前沿水平，引进推广国外先进技术的空间缩小，政府职能及政府与市场和民营部门的关系，均需进行深刻调整。
作为全球经济的关键利益攸关方，中国应在挽救陷于停滞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保持积极态度，在区域贸易安排中倡导开放的区域主义，支持达成多边投资协议。当然，届时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提高长期风险资本对于新设民营企业的可及性。第六，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
首先，筹集更多财政收入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支出需求。最后，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以保护农民权益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最后，中国应当在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和应对全球紧迫经济问题（气候变化、全球金融稳定、更有效地启动较中国贫穷的国家发展进程的国际援助框架）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化涉及开放资本账户等许多工作，需要稳步推进。
中国目前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制造国，也是第二大经济体。不过，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而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关键步骤。
邓小平先生倡导的改革使中国转向高速增长轨道，他在凝聚共识、推动根本性战略转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加快创新步伐，建立一个开放的创新系统。
首先，尽管与目前的水平相比会有所放缓，中国未来能否仍然以从全球角度看较快的速度持续增长？其次，这种增长能否在与国际社会、生态环境和自身社会结构相互适应而非严重冲突的情况下实现？本报告对这两个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也充分认识到相关风险。第一，通过下列措施推进结构性改革以强固市场经济的基础，即重新界定政府职能，改革和重组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发展民营部门，促进竞争，深化土地、劳动力与金融市场改革。
建设一批与产业紧密联系的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学。其次，改革社保体系，确保形成可靠的社会安全网。鼓励绿色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不仅能提高福利水平和实现持续增长，也有助于应对中国面临的主要环境挑战。日益增长和充满活力的民营部门如能获得足够融资，将对政策信号作出积极响应。
研究引出了如下六条重要结论。中国有潜力到2030 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
不过，这里涉及两个问题。这些政策有成功潜力，因为中国具备诸多优势。
充分利用相对发达的研发基础设施，推动迈向并拓展绿色技术前沿。新发展战略所需的企业和金融部门、绿色发展、机会均等方面的大部分改革，对公共支出规模和结构都有重要影响。